当英国央行(BoE)一位资深官员去年表示，“占领运动”冲击全球金融体系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没有人表示反对。业界领袖们知道，与他们相比，维权主义者和社会运动人士通常能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
这位英国央行官员是负责金融稳定的执行董事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他在一场有学生、抗议者和银行家出席的会议上说：“‘占领运动’之所以成功地让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变得众所周知，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正确的。”
发起“占领运动”的抗议者在纽约街头和伦敦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外面搭起帐篷。但运动没有像其支持者希望的、业界反对者担心的那样持续下去。
但这一运动源自一个长期传统。多年来，企业都不得不对社会运动人士的诉求作出回应，有时还需要与他们合作。
维权主义团体改变了企业行为。食品公司雀巢(Nestlé)就曾不得不限制其婴幼儿奶粉配方的营销，因为有维权团体抗议它鼓励发展中世界的母亲用受污染的水冲奶粉、而不用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
上世纪90年代，在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压力下，壳牌(Shell)在陆地上拆解了其Brent Spar储油平台，而不是将该平台沉入海中——绿色和平认为这更环保，虽然该组织后来承认，自己的某些数据是错误的。
Brent Spar事件让企业明白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公众更可能相信非政府组织，而不是企业，即便在许多情况下是企业更占理。
由于自身观点更难得到认可，许多企业选择与社会运动人士合作。他们利用非政府组织来认证自己的产品，表明他们爱护热带雨林，公平对待小农场主或者没有过度捕捞。
许多运动服装制造商努力让社会运动人士相信，他们会视察分包商的工厂，以确保不会出现虐待工人和雇佣童工的情况。耐克(Nike)在网上发布了其分包商的名称和地址，并鼓励社会运动人士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
企业私下里有时会抱怨称，非政府组织没有受到同样的审视，它们的主张往往不会受到质疑。然而，企业明白，无论正确与否，公众更信任非政府组织。
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每年调查公众对不同机构的态度。报告今年发现，尽管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度通常非常高，但全世界只有18%的公众相信企业领导人会告诉他们真相。在受访的大部分国家里，超过半数的公众相信非政府组织，而该数据在新兴市场要高得多。在墨西哥，83%的受访者信任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该数据是81%。
今天，评估企业行为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已成为营商过程中绕不过的一步。
译者/邹策
via FT中文网_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256 at July 04, 2013 at 02:4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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