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天则所当理事 - FT中文网_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天则所成立于1993年夏天，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国内思想界及经济理论界身处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宽松氛围中。

天则所刚成立之前，我和天则所创始人中的茅于轼老师、张曙光老师及樊纲、盛洪和唐寿宁相对比较熟悉。但是，天则所准备成立的消息，我当时却是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罗卫东教授那里最开始听说的。罗卫东也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哲学和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他告诉我说茅于轼老师他们准备成立一个独立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取名“天则经济研究所”，还说天则所成立时准备聘任一些国内外学者作为特约研究员，茅老师和张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受聘天则所特约研究员，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并请卫东转告两位老师。可是，坦率地说，尽管我受聘天则所的特约研究员，但在此后的六、七年时间中，虽然同天则所的各位学者有不少个人交往，可是参加天则所组织的活动并不多。

大约是在2000年的秋季，我专程到北京拜访周其仁和汪丁丁两位教授，想聘请他们担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事情进展很顺利，其仁和丁丁两位教授从2001年起受聘浙江大学，当年就到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履新开设课程。由于其仁和丁丁都是天则所的理事，我与天则所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还同天则所合作成立了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中心主任，张曙光老师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汪丁丁和盛洪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记得好像是在2002年的秋冬季节，其仁和丁丁来浙大期间，周末便餐时，他俩郑重其事地跟我谈起了有关天则所的近况。他们说，天则所现在需要有一家社会团体组织作它的股东。那么，天则所为什么要找一家在政府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组织呢？其仁和丁丁解释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家有资质的社团法人组织进入天则所，天则所将被北京市政府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其有资格招收机构员工的单位花名册中删除，这样，天则所招收的人员，尤其是外地户籍的研究人员或行政管理人员，在北京市就无法获得正式的工作身份，这会给天则所今后的发展带来困难。可是，天则所理事为什么要委托其仁和丁丁来同我谈这件事呢？天则所理事会首先考虑到我当时是浙江省经济学会的会长兼法人代表，而浙江省经济学会是在浙江省民政厅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其次我和罗卫东都是天则所的特约研究员，卫东当时又是浙江省经济学会的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同时又和天则所同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在同其仁和丁丁进一步明确了浙江省经济学会确实无需实际出资就可接盘这一问题后，当时浙江省经济学会的确也无钱可出资，就很爽快地答应他们两位，尽快将此事提交浙江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此后，张曙光老师也来杭详细谈过这一事宜。大约一个多月后，浙江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同意以出资单位加入天则所。当时参加会议的浙江省经济学会的副会长和常务理事好像有我和罗卫东及张仁寿、程惠芳、王俊豪、姚先国、金祥荣、黄祖辉、盛世豪和陈金义等人。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会形成决议后，我同罗卫东俩人稍事商量，没有再去报告学会的主管部门--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就将学会的决议告知了天则所。之后，由罗卫东和盛洪商量具体办理了有关手续，完成了天则所出资机构的更换事宜。翌年，张曙光老师代表天则所正式通知我，经天则所理事会讨论，决定增补我为天则所的理事。

我进天则所当理事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天则所现在也已经成为一家在国内外有着很大影响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和思想库。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我在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任上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成了我个人经历中的一段愉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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