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20年的发展沉浮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正如天则的创始人、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在《天则二十年》一文中所说：“天则所的过去二十年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二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天则所并不是旁观者，而且是尽全力在推进这个过程。”同样，天则所在这20年中经历的种种挑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个记号。
天则所理事长秋风说：“天则所是纯粹的民间机构，一直在践行公民社会的理念。天则所不受意识形态束缚，一直在拓展自由学术空间。天则所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改革；天则所成长过程中遭遇很多麻烦，也是因为改革，因为改革没有完成。”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在纪念文章《一个民间智库的“法外”生存》这样描述天则：“天则所为什么具有如此的生气和活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非盈利性质和民间身份，在于他所秉承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观念。”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性质和活力，天则遭遇了“体制的压迫和摧残”，其中包括注册登记问题，包括同政府研究机构的互动问题，还包括被“取缔”的经历。
从1993年成立至今，20年内天则所搬家7次，从西城区达志胡同、水利科学院、方庄、紫竹院、五塔寺到万柳，天则所的每一次搬家背后都有故事。
天则所理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经历了一次天则寻找“婆婆”否则被取缔的过程。他在《我进天则所当理事》一文中写道：“如果没有一家有资质的社团法人组织进入天则所，天则所讲被北京政府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其有资格招收机构员工的机构花名册中删除。”
当然与体制的互动并不是单一的取缔与搬家，1996年的“三亚保卫战”中，天则所作为一个民间NGO在社会干预中的角色是值得探讨的。天则所理事卢跃刚在《“三亚保卫战”中天则与体制》一文中这样写道：“NGO社会干预一直有个盲点，就是对体制的认识，一般都把官僚体制当作天然的对手和敌人，社会干预往往没有体制呼应、配合，往往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
对于天则要做什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在《天则与我》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有德之士，他们一方面崇尚自由，一方面勇于承当相应的责任。”所长盛洪则认为：“探究宪政原则就如探究天道，并非易事，需要对古今中外各种精神资源的吸纳与消化。这正是天则所要做的事情。”而回望二十年，“天则，这个名字很贴切”。
张曙光始终认为，“没有了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了社会的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更可以无限扩张，无限政府无所不为和无所不能就是必然的结果。”
而在回望天则所成立20周年的时候，茅于轼表示“展望未来我充满着乐观的情绪”。
FT中文网在《天则横议》专栏推出《天则：一个民间智库的20年》专题报道，希望通过几位理事的回忆来还原这个民间智库20年的沉浮，也希望通过这些描述为这20年的改革历史做注。
via FT中文网_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640 at July 26, 2013 at 06:03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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