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对美国公司税体系满意。从一个角度来看，主要问题在于，尽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说公司利润非常高，但税赋却非常低。在政府预算赤字引起严重关切之时，当成千上万国防职员暂时被解雇或者被迫无薪休假之时，当用抽签决定哪些家庭不再获得学前教育项目“开端计划”(Head Start)资助之时，很多成功的公司却纳税很少甚至不纳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主要问题在于美国的公司税率高于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对境外利润征收很高的税。据信，这给参与全球竞争的公司带来了不公平的负担，阻碍了企业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而且——由于这导致的投资模式——以美国工人为代价让外国工人受益。
这两种关于公司税的视角是指向相反的方向。第一种观点指出了通过堵塞漏洞提高财政收入的可取性；后一种观点似乎是在呼吁减少公司税务负担。难怪关于公司税改革的辩论如此分歧。
很多人支持“拓宽税基、降低税率”的观点，但是在如何拓宽税基的问题上，这种共识就瓦解了。的确，很多从企业利益出发的改革者的一个主要目标，似乎是通过转向“属地体系”减少对境外利润征税，从而收窄公司税基。
那么这场辩论应该有何定论呢？尽管在有关公司税改革的批判视角之间存在紧张，但当前的辩论已使我们面临一个极为扭曲的局面，以至于双赢的改革很容易实现。问题的核心就是全球公司的征税。根据目前的法律，美国公司只有在将境外利润汇回本国的时候，才需要针对这部分利润纳税（已向他国政府缴纳的税将获得抵免）。目前美国公司在境外坐拥大约2万亿美元资金。公司认为（有一定的道理）目前的规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将资金返回本国代价太高，与此同时这一税种筹集不到多少财政收入。这是公司税方面的情况。
税收辩论的一个奇怪特征加剧了问题，不妨以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进行说明。想象一下，一个图书馆的很多书被借出并且过期。那么有理由实施“大赦”，让借阅者把书送回来，然后大家都翻过新的一页。也有理由说，规则就是规则，必须缴纳罚款。但最糟糕的策略是，一直暗示将很快出台“大赦”，却迟迟不见行动。这与我们目前的公司税辩论是类似的。
公司希望——也呼吁——税收减免措施，主张这将有助于他们把资金汇回本国，至少让他们的股东获利，可能也会增加投资。其他人却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质问，为什么要让那些利用激进会计实践（说得好听点）将利润安排在低税区的公司，得到进一步的税收减免呢？
与此同时，公司财务主管需要做什么？在期盼某种税收减免的时候，延迟将利润汇回美国有充足的理由，即使公司的境外资金闲置着。于是，这场辩论鼓励了各方都认为应当避免的局面：公司资金放在海外，对公司本身有害，对美国财政也没有益处。
关于未来10年不会降低税率或者实施汇回利润税收减免的清晰而明确的承诺，会改善目前的状况，因为这样一来公司就知道，如果他们希望让股东获益于境外利润，就必须为这些境外利润纳税，不再有拖延的动力了。
via FT中文网_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541 at July 24, 2013 at 06:13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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