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此言论在有“中国企业家Facebook”之称的社交网络“正和岛”内部传播后引发争议，“岛民”企业家王瑛“退岛”。一时有关企业家要不要参与政治的话题触发多方关注。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实则在正和岛企业家内部从未停止。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2013年1月21日正和岛一次闭门沙龙上也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本文根据冯仑发言整理，首发于2013年3月号《决策参考》，经《决策参考》授权发表，以飨读者。
信任体制，还是保持距离？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
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
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via FT中文网_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500 at July 18, 2013 at 01:5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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