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圣保罗Monte Azul贫民窟的一个平静的冬日。顾客们坐在热狗摊（可以用信用卡结账）周围闲聊着。一位政府“公共卫生联络员”在崎岖不平的大街上巡视着，以便为病人们提供咨询。在托儿所，紫色的门帘被放了下来，以免打扰孩子们午睡。雨水规整地流入排水沟，以往街道上雨水横流的景象不见了。与20年前相比，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一些当地人曾做过面包房和超市的“保安”，店家雇用他们干掉小偷嫌疑犯。
1992年，巴西爆发了该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Monte Azul在那之后发生的变化，表明这个国家已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该地区的经历正是全世界数十亿穷人所渴望的：政府来到了贫民窟。政府为Monte Azul提供了从自来水到学校等各种服务，使当地居民过上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我甚至在街上看到了政府提供的灵车）。这些服务来之不易。巴西许多地区仍然缺乏这些服务。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政府帮助穷人？
经济增长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大约4000万巴西人在过去十年间摆脱了贫困。但正如我们在其他地区所见的那样，增长并不会必然惠及贫穷地区。巴西人的经验表明，穷人们必须为获得政府援助而大力疾呼。
一位脚步轻快的德国老妇人带着我在Monte Azul到处逛了逛。她名叫乌特•克雷默(Ute Craemer)。
她自1975年以来一直住在Monte Azul附近，与当地人交往密切。她安慰那些孩子遭到枪杀的居民，她帮助居民改善社区。当我和她谈起政府来到Monte Azul的时候，她回答道：“你不能这么说。你只能说，这个贫民窟花了许多力气，才让政府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按克雷默的说法，Monte Azul的居民通过抗议运动才解决了托儿所和街道照明等问题——我采访到的不同的人都支持这种说法。
简言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非常关键。穷人们自发组织起来，迫使政府明白他们存在的意义绝不只是成为劳工或潜在的犯罪。圣保罗市长费尔南多•哈达德(Fernando Haddad)告诉我：“在巴西，社会运动的作用历来非常重要。”
实际上，没有自我组织起来的贫民窟未能引起政府的关注。在最近的圣保罗新城市峰会上，公民压力团体Rede Nossa Sao Paulo的创始人奥代德•格拉耶夫(Oded Grajew)表示：“在某些贫民窟，政府完全缺位。对那些地方实施管理的是由其他机构，比如犯罪组织。”
然而，当穷人真的提出要求时，巴西政府通常会倾听。格拉耶夫曾经是时任总统卢拉(Lula)的得力助手。他解释称：“绝大多数选民是穷人。”他们的呼声可以抗衡商界的竞选捐赠。本月，普通民众举行了抗议，便让巴西政府放弃了将公交车票价上调0.2雷亚尔的计划。
在巴西总是能听到普通民众的声音，不仅仅是在抗议期间。哈达德不得不在圣保罗各地的集会议上兜售其治理计划，即便贫民区也不能落下。他表示：“出席这些听证会的大多是与住房运动相关的普通人。”
没错，圣保罗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很严重。在距离带有网球场的豪华公寓的10米处就是贫民窟，中间仅隔了一堵薄墙。然而在Monte Azul，你会看到情况可以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流过贫民窟的河流里不再漂浮着下水道的污物。结果是，居民家的老鼠减少了。如今这里建起了学校，甚至还配备了校车。一些学校质量很差，但Monte Azul的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暴力活动有所减少。克雷默表示，人们不再带着左轮手枪在Monte Azul的街头晃荡。从1999年到2011年，圣保罗的凶杀率下降了近75%，只是最近有小幅反弹。不过，正如德国安全专家Dennis Pauschinger指出的那样，巴西全国的凶杀率没有下降。
via FT中文网_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293 at July 08, 2013 at 07:16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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