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新一届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提出“新城镇化”的概念，到中国中央和各地政府开始有所动作已经数月，对于“以人为本的新城镇化”恐会走偏的讨论也在持续。而穿过城镇化大概念的迷雾，地方政府作为这一政策的执行者或许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对象。
新型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重要的施政着力点， 自然也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毫无疑问，在本轮新型城镇化中中国政府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具体路径选择将成为新型城镇化能否成功的关键点之一。前段时间笔者到各地实地调研，具体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当前面对新型城镇化，以及推进城镇化的态度和将采取的对策，感觉到对于新型城镇化的认知和推行，各地出现了三种类型。
这轮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具体路径将是以人口的城镇化为核心，发展城市群，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同时要有制度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四化同步、生态环保、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等一些原则必须遵守。这么做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改变之前城镇化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普及面不够，绝大部分农民工分享不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出现半城市化现象；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直接推动了土地城镇化率远高过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城市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生态破坏严重、低碳、绿色、智慧发展水平不高等局面；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城市差距过大，导致了一边过载一边放空的不协调局面等。
应该说在当前这个时机提出新型城镇化，力求从之前的速度型走向质量型城镇化是必要而且明确的战略选择。中国应通过制度改革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进而扩大内需，才能维持中国经济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
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实质上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是制度层面的一次大改革。这种改革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面临的挑战不小。这一点也体现在地方政府对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具体选择上。
必须要承认，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的实践，地方政府日益表现出公司化的倾向。这种公司化倾向加速了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事务上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趋利避害的利益选择加剧。体现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就是两种情况：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对于地方政府有利的，地方政府会积极的予以推动；而对地方政府不利的，地方政府往往会按兵不动或者想尽办法钻空子。结果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战略设想和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导致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传导上的异化。对于这种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异化，必须客观理性看待，对于新战略和新政策出台也要充分考虑这种异化的存在。
目前面对新型城镇化，地方政府的异化有三种类型可供观察：
第一种类型是迷茫型。因为新型城镇化更强调“软”的建设，需要的是制度改革，去解决要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技术的绿色升级，对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要求让一些地方政府感觉到不知从何处入手。一方面，地方政府认为很多制度改革的权力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很难有大的突破，于是采取了等待的办法，等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后才考虑动手。另一个方面，对于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这种质量型城镇化的路径感觉压力巨大，找不到升级的办法和路径，表现出比较迷茫。毕竟对于现在的中国地方政府而言，比较熟悉的领域是经济发展、吸引投资，而新城镇化提出的转型要求是他们不擅长的，难免无所适从，觉得“出路”迷茫。这种迷茫型的地方政府，更多地分布在思想比较保守，经济实力较弱的中国中西部地区。
via FT中文网_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830 at August 06, 2013 at 05:35PM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